是18万美元，复印费用1万美元，共计28.5万美元。中方成员不少于三分之一。

    各国从革命委员会身上都获得了一个大合同，眼看着暂时也从对方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了，英法一边警惕着美国和德国的动向，一边则把大部分精力重新放在了关内的乱局上。

    至于俄国人，在吞下了哈尔滨及北满的一些建设工程，又和蒙古地方银行签订了修建扎赉诺尔-库伦铁路的合同。该铁路约1000公里长，预算造价5000万卢布，中东铁路局出资1000万卢布，华俄道胜银行出资1500万卢布，东北农业银行出资1000万卢布，东北交通银行出资1500万卢布。

    中东铁路局其实拿不出这么多投资，于是就将其中500万卢布的股权抵押给了东北交通银行。洛克菲勒财团的代表随即认为东北交通银行的股本过低妨碍了业务，建议将银行总股本提升到6000万美元，以确保能够满足东北基础建设的需求。

    洛克菲勒财团的建议，迫使东北农业银行同时向东北交通银行增资3709万银元的股本，否则就要失去对于这家银行的控制权。沙赫特倒是表示，德累斯顿银行很乐意帮助东北农业银行筹措这笔款项，不过这遭到了洛克菲勒财团的反对。

    吴川聘用沙赫特作为革命委员会的金融管理专家，对于美国人来说无疑是重重一击，按照某位美国银行家所言，沙赫特对革命委员会提出的建议，至少让他们损失了总利润的15%，而至少有5%的份额是转移到了德国人的口袋里。

    美国的企业家们也相当的不满，因为德国企业家的介入，他们不得不接受了革命委员会许多不合理的要求。比如拿技术换市场，某些美国企业家认为应该继续对中国封锁的技术，德国人却毫无心理障碍的交给了革命委员会，这迫使美国人不得不跟上德国人的脚步。

    这当然不是说德国企业家具有一种高尚的道德，而是这些技术在德国属于非机密级别，又或者是德国无力和其他欧洲国家竞争的产业技术。比如电解铝，虽然德国能够生产可是成本太过高昂，德国不仅缺乏铝土矿也缺乏费用低廉的水电。但是在中国利用低廉的水电价格和丰富的铝土矿，德国完全可以拿发电设备和其他机器交换。

    还有一种则是技术上的交换，虽然中国没有什么科技研发能力，但是不代表革命委员会手中没有好东西。对于吴川来说，20世纪的大多数科技其实此时都已经发明了，只是各国的科学家们此时只顾着发明，还没来得及弄懂他们的发明究竟有什么作用。

    比如磺胺类药物，六六六杀虫剂，敌敌畏，收音机和广播电台，充气的钨丝白炽灯等，他需要的是找人把从德国购买来的各种科技文献进行翻译和甄别，并告诉研究人员一个方向而已。从德国聘请来的研究员加上中国助手，这项工作进行的并不坏，吴川正不停的从新了解这个时代的科技结晶和他那个时代的联系。

    在法国人从吴川这里弄走了磺胺类药物，当成了治疗败血症的特效药，并证明对猩红热、肺炎、中耳炎和脑膜炎等病症也都有显著疗效之后，德国人才反应了过来，和吴川进行了商谈。和革命委员会一直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巴登苯胺苏打厂，以进一步向革命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开放合成氨工艺，并帮助革命委员会建立一所索尔维制碱法工厂为条件，换走了经过革命委员会进一步改进过的磺胺药物研究资料。